——《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节选
王小强
虽然都是古代农业，市场经济≠自然经济。说生产：无论家庭经营还是封建庄园，东方、西方都种庄稼，播种之后企盼高产。论经济：风调雨顺庆丰收，在欧洲庄园的自然经济，求之不得；在中国小农的市场经济，谷贱伤农！— 宏观经济跟微观经济不一码事。要想玩好“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拼老命逛窑子还不够，从一开始，中国古代政府必须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创建“民族国家”以后才开始需要面对的“国民经济”，学会驾驭市场机制的宏观管理。因为所以，“从国家整体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传统。”
啥叫宏观经济？美国《经济学》教科书开宗明义：
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肯定的是：对于个人说来是对的东西，对整个社会说来并不总都是对的；反之，对大家说来是对的东西，对任何个人说来可能是十分错误的。每个人都用脚尖站着来看庆祝游行并不能使人得到什么好处，虽然某一个人这样做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50岁以上的中国人，大多都站着看过电影。踮起脚尖看，腿酸脖子僵；谁先放下来，谁先看不见。不是推崇平等竞争吗？罗宾逊夫人揭橥制度学派，彻底论证人类社会从未有过完全竞争。无论各位“市场”如何口吐莲花，炼铁得有矿山，煮盐靠近海边，哪里寻得公平竞争的统一起跑线？现实经济生活中，最接近完全竞争的，正是高度分散的农业生产，空气、阳光、雨露、粪便，很难像电讯、铁路一样寡头垄断，平等竞争最充分，最集中展现市场调节的致命弊端：农业的生产周期受季节制约，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弹性小，任由市场调节，供给和需求，不仅不朝理想的“帕累托均衡”收敛，反呈蛛网状，喇叭口发散，剧烈周期震荡。
换成常识语言：价格信号指导生产，物以稀为贵。往年市场上花生少，价格高，赚钱多；今年看你家种花生，我家也种花生。总不致于家家地里矮花生，咱偏来一垄红高粱，感觉怪怪的不说，耕种、灌溉、防虫、收割，全凑不到一块儿。“羊群从众”的分散决策，对每一个生产者来说，都是理性的。汇总到一块儿，收获的花生充斥市场，价格大跌。到来年，根据花生价格低的市场信号，看你家不种花生了改棉花，我家也不种花生了改棉花；到了收获季节，棉花充斥市场，价格势必又大跌……。从统计数据考察不同农产品，经常一年多一年少，一年价格猛涨，一年价格猛降，起伏跌宕。对症下药，两千多年前，《管子》把问题性质和解决办法，交待得一清二楚：
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襁，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瞻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
《管子》两千年前交待过，不等于两千年后“市场”们还记得住。谁记事能记两千年？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以后，市场调节分散农户，卖粮难、卖棉难、卖猪难、卖茶叶难、卖苹果难、卖西瓜难……，几乎种什么，卖什么难。
如果说80年代前半叶，中国农业主要沉浸在享受市场化的成果之中，那么到80年代后期，市场调节带来的蛛网震荡则一天比一天明显。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中市场机制的逐步成熟，农民面临着由日趋巨大的震荡所带来的风险。它正在造成极大的破坏。
1984~1988年间，陕西黑米市场曾连续数年发生价格交替大幅度升降，波幅低至每斤四角多，高至两元，产生严重的市场误导，使农民叫苦不迭。1988年国内苎麻紧俏，价格最高涨到每吨1.6万元，导致农民盲目扩大种植面积。但这种多年生作物到1990年大量上市后，价格便暴跌到每吨仅1600元，比峰值低了十倍。麻农普遍赔本，损失惨重，只得挥泪斩麻改植，产量再度大跌。又据近日报载，江苏南京等地的西瓜去年大贵，今年大贱，瓜农瓜贩均损失不赀。南方不少果区在十年内也经历过“大种柑橘图赚钱，橘树长成橘已贱；砍了橘树种芒果，结果之时价已落”的痛苦。随着我国糖、棉等主要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乳业、肉牛等新兴市场的形成，这种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大。
2009年，南方柑橘烂在地里，摘都不摘了；2008年，鸡蛋两元一斤，和笔者30年前在陕北插队时差不多！2007年，杨贵妃闹腐败的荔枝十元三斤！2000年，我们到陕北考察，漫山遍野的“富士苹果”五分钱一斤！市场调节就是好！庆丰收，“狗彘食人食。”价格震荡迭加气候变化造成的丰年、欠年，果树的大年、小年，农产品商品率越高，市场竞争越充分，蛛网效益越离谱，越是风调雨顺好年成，谷贱伤农越惨烈，千家万户的日子越没法过。譬如汉宣帝“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政府“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一旦朝廷撒手不管，放任市场调节，连年丰收，百姓遭殃。譬如苏轼下放鱼米乡，振聋发聩的“愿逢饥荒”疏，后人反复引用：
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酪之费；所蓄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
欧洲是风调雨顺庆丰收的自然经济；中国是“日夜祷祠，愿逢饥荒”的市场经济，必须政府伸出看得见的手，行政干预。因为现实的市场，决非“市场”们在课堂黑板上乱画的两道供求线。“在重商性农业经济下，市场投机也成为可能。”诸多财大气粗的索罗斯、雷曼兄弟、赖昌星、周正毅、黄光裕、热比娅，鲨鱼觅血，苍蝇扑腥，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甚至尊称“治生者祖”的白圭，趁季节打时间差，贱买贵卖“短平快”，赚得盆满钵溢。是故，“重农必先贵谷”。但又不能过，“籴甚贵伤民”，“末病则财不出”。是故，必须权衡、中庸，“贾平则止”。管仲首创平粜体制，政府出资，低进高出，平抑物价，开农产品保护之先河。范蠡、李悝（公元前450~390年）总结“数目字管理”的实践经验：
六岁穰，六岁旱，12岁一大饥。夫粜，20病农，90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80，下不减30，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70石，大饥30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
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显然不止农产品数量一个因素，货币管理责无彷贷。由于这个缘故，和欧洲国王借钱打仗的历史截然不同，中国货币与生俱来“先王制币”的传说，着眼点不单在敛财，扎根唯我独尊的法币内涵。尽管民间私采、私铸、私销屡禁不止，《管子》一再归根结蒂：“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货币供应调控宏观经济，统一中国必须统一币制，才能天下平。
没错，“市场”们呼悠的千真万确，市场经济具有民主本性。群众花钱买东西，贵少买，贱多买，谁能强制，伸手从咱兜里往外掏钱？五铢钱当等价物，适宜百姓日常的零碎交易，秦皇汉武的金银“上币”，被“民曰不便”多次否决，堪称民主胜利的有力证据。但是，另一方面，“市场”们从不提起，民主必须靠集中才能实现，尤其否决秦皇汉武的金银“上币”，越是广泛的大民主，越离不开蛮横的大集中。如果钱法自由胡来，私铸泛滥成灾，家家开张美联储，人人争当格林斯潘，恐怕势必倒退回物物交换，照样“民曰不便”。中国货币的民主集中制，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两头都不能随心所欲，尽情撒欢。大民主选举的五铢钱，统一币制，集中发行，标识出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千年不移的基本面。什么时候玩大发了，远离了这个基本面，王朝的寿命也就到头了。王莽“休克疗法”式的金融改革，金末、元末二杆子式的通货膨胀，均可左证。围绕这个基本面上下其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中国官方的货币理论，极端早熟，超级发育。
春秋时期，单旗于周景王21年（公元前524年）将“子母”这一组概念运用于阐述金融铸币流通，形成所谓“子母相权论”，这一货币理论曾为人们长期援引，用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货币流通现象。主要出自战国学者们之手的《管子》，则把我国古代特有的、春秋以来已流行的“轻重”概念，广泛用于包括货币、价格、商品、贸易等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封建国家的角度出发，把货币问题当作阐发的重点，遂使“轻重”概念在秦以后一、二千年中，基本上成为人们讨论货币问题的专有范畴，如西汉的贾谊，南齐孔顗，唐代的刘秩、陆贽，北宋的周行己等就都曾应用轻重论来阐述当时的货币流通现象。
货币金融论与货币名目论这两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货币本质问题看法的基本派别，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思想中，也已有明显的表现。单旗的子母相权论就是最早立足于货币金融论、为反对周景王铸大钱而阐发的。《管子》重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的思想，及它的关于货币无补于饥寒的看法，则是立足于货币名目论，而且以此为基点，形成关于货币是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的思想。除此，《管子》还最早在轻重论的基础上，阐发了“物多则贱，寡则贵”的货币数量思想。……《管子》主张于各地区设置“公币”或“公钱”来作为调剂当地货币流通数量的基金；而公币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反映着当地流通中对货币需要量的多寡了。
中国的货币数量思想超常早熟，与铜钱势力强大有关。在西方古代，倘若金币（后来银币）的货币价值与币材价值相若，储蓄宝藏，得以冲销部分通货数量变动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在货币的几种功能里，廉价铜钱多为流通手段，原比不上西方金币的储蓄功能，加上政府时常“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货币名义价值与币材实际价值偏离得越远，越得赶紧用出去，直接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另有私铸、销钱等因素正反两方面或抗阻、或放大，物价起伏对货币供应增量，不成比例的超常敏感。彭信威指出的这个重要特点，造成中国古代宏观调控，对货币供应量的高度关注，越发要求“数目字管理”的谨慎和精确。
铜钱不是一种很好的宝藏手段，这就赋予铜钱一种特殊的性质，使他和外国的金银币不同。也就是说，使铜钱的购买力，所受他的数量的影响，要大于金银币。……中国的铜钱的性质，从他的购买力的变动一点上来看，是介乎金银币和不兑现的纸币之间的。这是中国古代货币一个重要的特点。只有晓得了这个特点，才能说明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现象，比如董卓的小钱，最多减重成五分之一，可是使物价上涨约万倍。梁武帝的铁钱，以价值来说，至少总有铜钱价值的十分之一，可是他使物价上涨几百倍。
谷物平粜+盐铁官营+铜钱纸币+税赋收入+财政开支+茶盐钞引、官诰度牒等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当局在制订市场规则的同时，直接参与市场运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凭借民营企业不能比肩的规模效益和行政权力，透过贱籴贵粜、货币收发、财政收支等各种实物买卖、国有企业经营、财政手段+金融手段，综合平衡，平抑物价，稳定币值，繁荣经济。宋代治国，有术语“称提”之说、之策、之术、之法，专业探讨纸币准备金基础，多管齐下、相互影响的公开市场业务。真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当代美联储谨小慎微的利率调节，以0.25厘为一个基数，笃定古代中国“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经济学来历。
汉代的精耕农业与农舍手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必须有市场网为全国物质提供周流转输的功能，人材与物资的流通周转，使汉代的中国结合为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
中国政府从成为政府那一天起，除了治水救灾，主要的经济职能，就是在宏观上权衡食货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涌现出管子、李悝等一批宏观经济学家，面对谷贱伤农和经济周期，设立贵卖贱买、农商两利的平籴机制，“逆风向”调节物价，集中货币发行，数量理论指导宏观调控，日常操作公开市场业务，政策取向包括鼓励消费、扩大需求、刺激供给，甚至还有操控汇率、鼓励出口哩！王安石名言：“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史记》专着〈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以降，历朝官修正史《食货志》成千古体例，专业研讨国民经济。宏观总量调节，农、工、商产业政策，尤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从来都是中央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货币数量之理论，于1573年，始发明于法人巴丹（Bodin），而管子已先西人二千年发其端。”公元前200~168年，贾谊痛陈“法钱不立”，肯定“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公元后1519~1579年，西方经济学盗版“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 劣币驱逐良币。“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晁错的名言屡遭讥笑，滥觞《管子》的货币名目论，一眼洞穿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当代纸币毫无价值的实质。是故，熊彼特再刻拍案惊奇：
在中国我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编出一套经济政策的完整体系，而且那里还有一些货币管理与兑换管制的办法，这似乎先得有相当的分析才行。由一再发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现象，无疑曾经受到文化修养远比我们高的人的注意和讨论。
——————
关键词：粮食银行
河南都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高新区管委 会创业中心。
赵传慧 13383837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