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先秦诸子之中第一个揭示人能“群”这一基本社会属性，并提出群居这一重要思想的思想家。这是荀子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大贡献。荀子关于群的社会性的阐释及其群的学说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后世学者将荀子讲的“群”定名为“群学”。
荀子认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又能支配自然界，役使万物，关键就在于人有着与自然界的其它生物不同的特点，这种“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异于禽兽者”就是人“能群”而动物不能“群”。他说：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王制》）
人类的社会组织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呢？荀子明确提出了“明分使群”的组织原则。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群”，是由于有“分”，“分”是“群”的基础。所以他说：“人何以能群？曰：分。”（《王制》）在荀子看来，“分”是人类社会存在和社会组织的根本，他说：
……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王制》）
反之：
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王制》）
由此，荀子得出了“明分”才能“使群”的结论。他说：
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
“明分”以什么为准则呢？荀子的回答是礼义。他说：“分何以能行？曰：义。”（《王制》）认为“义”是“分”能实行的根据。又说：“分莫大于礼。”（《非相》）荀子认为分的依据是礼法并用，“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期望通过隆礼重法确定“分”，并进而达到对“群”的组织协同及其运作。
作为礼义的具体体现的这种“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它指的是社会的分工分职，即“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王霸》）
为什么要分工分职呢？荀子指出：“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富国》）“相高下，视瘠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具，君子不如工人”。（《儒效》）而君子，虽“非精于物”，却能“精于道”（《解蔽》）。所以，人类社会无论农人、贾人，还是君子、工人，都缺一不可。这种重视社会分工的思想，与孟子是一致的。
第二，“分”又是社会伦理关系。荀子继承孔子的思想，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社会伦理关系是永恒的，是宇宙的“大本”。对于这些伦理关系的每一个社会角色，他都依据礼义，作了规范性的界定。一句话，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人各有别，这里的伦常关系是不能逾越的。
第三，“分”的核心是等级关系。荀子讲的土农工商的分工分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伦常，都贯穿着等级之分。分等级是荀子“明分”的核心。土农工商虽说是一种社会的分工分职，但荀子认为其中有贵贱之等，士为贵，农、工、商为贱；有君子、小人之等，士为君子，农、工、商为小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荀子之所以视之为伦理关系，也是从贵贱之等、少长之等出发的。荀子认为，对不同等级的人，应该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富国》）。而“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仲尼》）。
荀子认为，人类社会只有通过相应的制度进行社会分配，使得社会有贫富贵贱之分，才是发展社会的根本。荀子所谓“分”，不但指政治上的等级区分，还包括对分配物质财富的“度量分界”。这种“度量分界”完全是一种适应等级制度的分配原则，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富国》）。荀子认为要解决“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的矛盾，就必须在“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方面，“制礼义以分之”，确立按照贵贱等差，进行物质生活资料分配的“度量分界”，荀子进而指出，人类社会要解决“欲恶同”“欲多而物寡”“物不能澹”等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就必须在调节人们的欲望和满足社会的需求上做文章。荀子进一步强调：“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人们通过制定礼义来确定分配的界限，这也是礼义的起源。
“故礼者，养也...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换言之，人类社会通过制度化的分配，从而使得贵贱、长幼、贫富、尊卑各得其宜。当然，虽然这种分配是有等级、有差别、有区分的，但从总体上体现了差等分配的办法，这也是荀子高明与智慧所在。
这种贯穿着森严的等级区别的“分”，荀子认为是不齐之齐，不平之平，是合乎“人伦”，顺乎“天理”。荀子看到了“明分”对“使群”的必要性，肯定了社会等级制的存在。但是，他又认为这种等级的“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他说：
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颁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之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
可见，在荀子的眼中，“分”固然重要，但职位的高低、贫富贵贱的等级差别却是可以改变的。变与不变，就取决于是否能服从礼义和是否贤良。他说：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儒效》）
只要掌握礼义、实践礼义，贱可变贵，贫可变富，上可成为圣人，下可成为士君子。这种“分”的改变，谁也禁止不了。由此可见，荀子的“明分”既具有肯定社会等级制的内容，也含有社会等级制可变的思想。这样，就将“明分使群”说建立在一个较为进步的基础上。
荀子为中国社会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群学创始人，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荀子所开创的中国社会学，以“群”的概念为核心，形成了围绕这一核心概念的一组概念群和概念体系，提出了揭示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社会事实和客观规律的若干命题，阐释着“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要旨，并将此贯穿践行于中国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各个层面，进而形成社会规范，约束个体行为，浸润群体生活，调节社会关系，影响社会变迁。
乡村振兴，利用中国的社会学，发展中国的乡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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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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