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从张居正改革谈起（图）

编者：赵传慧发布时间：2016/9/16 9:19:35 loading...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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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从张居正改革谈起都赢乡村振兴服务平台

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

要组织农民，就需要改革旧的农业制度，这牵扯到改革方向。历代政治家对此捉襟见肘，无能为力；殷鉴不远，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南辕北辙改革造成流民大增、国家迅速走向崩溃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明朝灭亡的原因，既有人祸的内因，也有天灾的外因。张居正的政治浪漫主义改革造成的后果可视为前者，而骤然大幅降温的气象条件，可视为后者。

一、张居正改革的教训及其历史比较

“15世纪开始，中国气候逐渐转寒，东部海平面又复沉降。”寒冻、雪冻天气大规模、大面积且长时段地铺天盖地袭来。对日益转冷的天气最为敏感是北方的蒙古瓦剌部落，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他们不断大举南下掠扰明境，1449年明朝军民在土木堡对其进行了最激烈的抵抗且取得胜利，史称“土木之变”。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规模较大的有1511年至1512年间的杨虎、刘六起义，聚众至数十万。他们转战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1512年（正德七年）击败京兵，转战安徽、湖广。年底，起义失败。总体而言，16世纪初的内乱还是可控的。

为了防备蒙古地方统治者的袭扰，明北还加长了北御鞑靼的长城。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在偏关）、固原九个要镇，称为“九边”，派驻重兵。又沿各镇修缮长城。成化时（1465～1487年）明政府修筑东起清水营（陕西府谷西北）、西至花马池（宁夏盐池西）长达一千七百多里，嘉庆（1522～1566年）及以后，继续在宣大、蓟东一带修筑偏东一段长城，以固边境。

从永乐后的原额屯田至万历初年（1573年）新屯田，北直隶各卫所新增3361420亩。陕西都司并行都司新增屯田12594732亩，辽东都司新增屯田1667266亩。

穆宗死前遗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政。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即位，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为了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特别是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试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危局。改革——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1582年6月（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聚集，指责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改革失败。

与汉、宋两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张居正的改革还是比较幸运的，他的改革适逢中原气温和北边湿润度的上升时期，这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较好的自然环境。

史书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谓干济才”，但改革毕竟还是失败了，此后明祚已近尾声。

笔者认为导致张居正改革失败从而明朝衰落的关键点不是财税改革，而是以财税改革为起点的金融改革：将已与生产资料形成稳定结合关系农民转绑在货币上，用与货币的关系取代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致命原因。书载：

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的显了均平赋役，它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

以土地为中介的农民与国家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中介的国家农民的间接关系，国家和农民同时只对货币负责，这样的好处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用现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打破了所谓“国家垄断体制”、“进一步扩大民间融资平台”，但问题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资本没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将分散无组织的小农与国家分离并转交给手握大量货币、以放息为生的高利贷者，就无异于将农民交给吸血魔鬼。因为“一条鞭法”的改革中，“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不主要是为了生产；土地所有者“由于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时又别无有效办法来获得急需的货币时，只有把土地卖掉，以换取货币”而“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

马克思对更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

“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此句出自明初诗人高启（1336～1374年）的《牧牛词》，其意是长年放牛无忧的农民最怕因交不起租而卖掉家里的牛。到了明中期，于谦（1398～1457年）眼里出现的就是“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即老人去当雇工是为了挣钱还债，卖幼子是为了缴纳粮租的现实。张居正改革后，在灾变面前，江浙一带的农民已有了“易子而食”的无奈。明亡前夕，“走入他乡亦饿死，朝廷加派犹不止”，除了造反，农民已无路可走。

事后看来，张居正改革与其说解放了农民，不如说解放了长期在重农抑商政策中受到压制的金融力量。让金融摆脱对社会生产依赖并反客为主，它就会成为奴役农民和瓦解国家的力量。张居正用于“解放”农民的货币并不是近代工业资本而是比工业资本更古老的“商业资本”退而“生息资本”，由此可以解释，被货币“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象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后的农民那样转为产业工人、中国也没有象英国那样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

土地不仅可以生息，而且是财富最稳妥的一种存在形态，社会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资场所，遂群起抢购土地。所以土地买卖的开始，同时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

货币存在的前提是买者与卖者的分离，这种分离的距离越大，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而社会生产一旦依附于货币，货币持有商就可以反客为主，成为控制社会和瓦解国家的绝对力量。张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税、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大部分可用银折纳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国库的开支也用银支付。这种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导致政府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角色，原来属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简政放权”，断腕式地移交给社会资本（实则是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现在叫金融家），农民从为国家提供产品的劳动者转变为用自己的产品从货币商人手中换回货币的劳动者，朝廷和农民的、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纽带为货币所取代，“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驰，农民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这样，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反客为主成了社会的主人。孟子说：“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

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样都解放了农民，但张居正与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将农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后交给国家，而张居正却是将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拥有大量货币的商人继而高利贷者。货币打倒了封建等级——这得到明朝农民的欢迎，但货币又建立起独立于国家和生产者之外的等级，它反客为主后又将国家与农民统统踩在脚下，这使明代农民比秦汉农民更加不幸，张居正改革后，明国家与农民的信用关系随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而更为脆弱。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劲头，张居正改革导致明末无钱交税抵租农民被迫求助利息竟达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贷，农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转为流民。大规模的流民出现并步入造反大军是张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恶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转入结构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二、伴随人祸的是天灾

紧随张居正改革之后的又是天灾。“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

汪荣祖先生是在学术界过度强调明亡的社会性原因的背景下说出这样的评价的，有突出强调的成分。客观地说，天气降温是明亡的重要的因素，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解释在“蒙德极小期”（1645〜1715年）以及相应的“明清小冰期”远未结束的气象条件下为何清人不仅建立而且还能坐稳天下，而细察中国统一条件下的王朝更替，在同一极冷期或说极冷期远未结束的气象条件下完成王朝变更的，似乎只此一例。

三、以史为鉴，可知得失

1930年初，毛泽东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显然他当时也感受到明末同样的问题：国民党为了发展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导致农业过早商品化及由此引发的农民大量破产并由此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些与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的结果几乎如出一辙。从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看得也最明白，因此建国初他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农民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防止农民变为流民。

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