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的农会
台湾农会已经有百年的发展历史，由历史的角度观之，台湾农会延续了日据时代的“工业日本、农业台湾”作为日本粮食生产与原材料供应基地的政策。
农会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农民组织。至2005年，台湾地区共有农会289家，拥有会员179万人，正式农民会员99万，占会员总数的55%，赞助会员有80万人，占会员总数之45%（台湾区各级农会年报，2005），这个农民组织还提供了16,594个工作机会，平均每个农会提供58个就业机会，无论从人数或者组织来看，农会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绵密的组织网络。
农会为农民提供从生产到生活的共同资源，同时推动金融、购销、推广、报销等多样化服务。为此设立信用事业部、运销事业部、推广事业部、家畜保险事业部等，使其具备经济性、服务性、教育性、社会性，并承担政府的政治任务的多元功能。农会在经济领域的盈余不必通过政府税收及其二次分配就直接资助农会的教育功能，内部化地提供生产技术、家畜保险等服务，为小农分担生产与生活的风险，透过社会化的服务也提供了组织载体，让政治任务得以传导到农村。整体而言，以农会的架构得以让经济功能在组织内循环，为小农社会创造了剩余，农会组织与农民所形成的独特信任与根深蒂固的网络关系，不仅有助于农业政策的执行，而且这种社区性的多功能合作社作为经济基础支撑的乡村治理，也是农村社会政治长期稳定的基石。
台湾农会多功能的社会经济组织特征，及其所创造的社会资本，两者间有循环与再生特征，社会资本既是农会逐渐发展出的公共财，也起到维系农民，强化农会共同资产的作用。
台湾农会的内置金融
农会的经济功能以信用部为轴心，农民与农会的经济关系可以说是“有钱存农会，没钱找农会”。信用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银行，不仅给农民提供贷款，也是农民的融资机构，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国民党到台湾时的农会以推广为主，供销以及信用业务没有很多开展。直到1952年后，台湾的经济转向工业化，需要改组农会，支持农业发展，此一时期，农会的推广、购销方面的业务也是逐步增加，但以信用的业务扩展最为明显。信用部办理存款业务、放款业务、代理业务等，帮助农民融资，其所得盈余提为农会内部推广、文化、福利、保险、农民教育等用途。
随着经济发展，农会信用部的存款逐年增加。以2005年为例，全年存款达到12,472亿台币，其中会员的存款达5,536亿台币；就放款而言，信用部整体对会员放款达2,710亿台币，占总体放款的49.2%。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农民到一般的商业银行贷款较难，信用部的贷款服务与农民遂成为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此外，农业放款的类别中，比较特殊的是“农业发展基金”，包括农业基础建设、购买农业机械、购买农地、兴建农宅等放款。虽然台湾也有专门的农业金融银行，如中国农业银行、合作金库与土地银行等。但是，农民的资金需要规模一般比较小、缺乏市场化的抵押品、所需求的农业融资一般银行无法匹配。农会在全台湾岛上的各个村落、偏远海边、山区等设有金融服务。农会信用部也代理各项金融服务业务，如：办理保管箱业务、汇款结算、公共服务收款等。所以，农会信用部实质上扮演了一个农村金融全方位的角色，这些都是专为农民而设，为一般银行所无的地方性金融服务，其业务是以“小农”为出发点。农民从生产到生活的所有融资，都可以从农会得到满足。
基于多功能的设计，农会除了信用部以外，其经营范围还包括供销、运输、会员共同利用等业务，以及其他加工、制造业务。因此，农会组织、信用部与其拥有的生产设备，对调节以小农为主的金融、生产、运销与推广等，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农户成员在农会内部通过多种业务形成信息共享，使得信用部有条件无成本获取农户信息。这种对农户金融风险的内部化处置，不是完全一般市场化的操作。
社会资本能形成的一个前提，是能够有共同的资源。根据农会法规定，农会须在盈余中，提拨农业推广、训练与文化、福利事业等经费，且不得少于总盈余的62%，这些资源都成为农会的农业教育投入。长久以来，信用部与其他生产性的服务部门与农会成员非纯粹的经济性与非纯粹的市场化的金融关系，与其能够累积巨大的组织公共资源与相应的社会资本是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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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粮食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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